剃头匠也

青白之恋

两副刀剪  头上犁田  美发师乎  剃头匠也











    一位双鬓斑白的老人，一张斑驳老旧的椅子，伴随着嗞嗞拉拉的声音，胡须落地，热毛巾从脸上撤下，老人长舒一口气，对视镜子自语道：“舒服啊……”再过几年，这样的画面或许只能在影像中看到了。企石江边村的黄渔民当“剪头佬”40多年了，谁也不知道他还能干多久。每天早上八点多，他会到理发店转一圈，有客人上门就做生意，没生意就坐在树下与村民聊天，下雨了或者没有人聊天就躲在理发店听收音机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。
    人物
    赚工分的年代学艺 新世纪为老主顾坚守
    自学剃头 终成生产队专职剃头匠
    细雨纷飞。春末，岭南的风已经带出炎夏的气息，这雨带来了难得的一丝凉爽。黄渔民惬意地趟在一张破旧的竹椅上，静静地望着门口。外面不远处正是他当年为村民剃头的地方——— 放张凳子，人坐上去，手推剪就“嘎嘎”走起来。今年他60岁，干这行已经40多年。
    这样的雨天，又不是周末，黄渔民理发室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他掏出香烟，点着，慢慢地吸了一口，身旁的收音机“咿咿呀呀”地放着一些老歌。恍惚中，他不由回想起改变他命运的那一年：1959年。当时饥荒正席卷全国。黄渔民某天回家后，发现父亲不见了，听说去了一个地方。多年后他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：香港。
    黄渔民的一生由此改写。“出身不好，家庭贫穷。”现在又少了一个主劳力。他断断续续地念了几年书后，终于在14岁那年辍学。少年的黄渔民经常去隔壁村跟着舅父捉鱼。舅父是一名剃头匠，遇到忙时，他也帮他舅父打打下手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渐渐迷上了这个手艺。后来他经常问他舅父借回家什，在家里给弟弟剃头。“当年小孩和老人都兴理光头，我就学着犁田的样子慢慢剃。”
    三年后，黄渔民基本掌握了剃头技术。这个消息传开后，他所在的生产队队长立马找上门来，请他给村民剃头，做专业的剃头匠。这是因为生产队没有人剃头，村民都要拿着工分票到别的生产队去剃头，极为不便。“当时给村民剃头也赚工分，不用下地干活，还能为生产队省钱，何乐不为呢？”黄渔民爽快地答应了。
    当年就在树荫下放一张凳子，人往上一坐，脖子上围一张布，有时是一份旧报纸，有时什么都不用，就开始剃头。一天下来，多的时候有十来个人来剃头，黄渔民虽然累得腰酸腿痛，尤其是握手推剪握得虎口发麻，但看着经手的一个个脑袋变得精光锃亮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    黄渔民不仅为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村民剃头，有空还去别的生产队剃头。“一天收费2毛钱，不过家什坏了都要自己花钱买。”日子就这样过下来。黄渔民很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并且一直没有忘记要去香港找他的父亲。
    走村串户 去不成香港就开间理发店
    比黄渔民剃头历史还久的，是挂在理发店墙壁上的一面镜子。或许因为下雨，镜片蒙上了一层水汽，显得很朦胧。黄渔民放下烟，起身拿起放在理发椅上的毛巾擦了擦。镜框上的红漆快要褪尽，镜子上部露出一朵牡丹花，旁边写着“幸福”两字。“我记得，我小时候生产队就买了这面镜子，后来我开理发店，就跟村委要过来了。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黄渔民开了自己的理发店。
    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开始分田到户，黄渔民重新抡起锄头务农，他赖以生存的“铁”饭碗被打破了。但他舍不得这门手艺，也放不下去那份自在。他坚持在闲暇时给村民理发。“那时不分生产队了，一条村有上千人，我根本忙不过来。”逐渐地，剃头匠也越来越多。当时剪发、剃须、修毛等全套服务下来还不到两毛钱，黄渔民家里有十几口人要养活，为补贴家用，他不得不走村串户去给人理发。
    “农忙一过就忙着往周边镇街、惠州博罗等地跑，最远还去过惠阳等地。”黄渔民每次出门前，都要检查一遍家什，手推剪、剪头等工具都要备好两套。一大早带上家什，骑着单车边走边吆喝，哪条村有要理发的，摆开家什就干活。“不过每到一个地方，都要借张椅子。摆在人家门口，剪完还要打扫干净头发放在树下。”黄渔民早出晚归，有些村人多，就再去一次。“有时候遇到一些好心的阿婶，还可以得到一碗糖水喝。”
    进入80年代，黄渔民剃头的价格已经涨到一两块钱。“价格不一样，有些村比较近，便宜点，远点的就贵点。”还有一些老顾客专门来接他过去。给小孩子满月剃头的，遇到家境好的人家，封个红包，十元八元都有。这样下来一天能挣个四五十元。
    走村串户时，黄渔民一直偏爱到东莞桥头一带的村庄。“当时一直梦想着去香港，这是在探路。”他两个弟弟都陆续迁居香港，他却最终没去成，理由是老家总得留一个人。“我都到深圳了，结果还是去不成。当时我父亲、舅父等人都劝我不要去了。”黄渔民说这话时神色黯然，但又转瞬即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释然呢？去不了香港，就继续剃头吧。黄渔民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。
    为老主顾40多年来坚守老手艺
    黄渔民的理发店就在江边村委会旁边。一间民房，长满青苔的外墙水泥脱落